祭仲:存则存矣,亡则亡矣

再过二十年,就可以存命
再过二十年,就会亡种
那些没有参与出草的部落,可以称之为睿智
那些参与的部落,则可称之为伟大
一个伟大的民族,不会沉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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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那乌云遮没了山顶,
离别的时刻已经临近,
期待着再次相逢,
相互道别后离开,
花开时节再相见吧,
直到再次相见的那天。”
秀安再次唱起这首歌时,眼神里再也不是第一次出场时的空洞和冷淡。秀安和孕妇的命运在这之后会因此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吧。
早知道这部电影,但对亚洲的丧尸片没有抱任何希望,猜想应该是一部靠颜值撑下去的电影。最近太多人安利后,终于看了这部好评直升的电影。近期韩国电影当道,继《小姐》《哭声》后,又一部人气电影,不得说它比前两部更通俗易懂,直击人性,道德一直是观影人看完电影后直接升华的制高点,大家对人性的解读趋于一致,灾难来临时你舍己救人,你就是英雄,苟且偷生,你就应该受到谴责,这种人性批判的角度在目前来看不会发生什么分歧,甚至今后应该都是这样,也许这也是这部片大热的原因之一,把人性的特点再次推到舆论顶峰。
朋友看完后对我说,遇到灾难时她会是不甚牺牲别人的贱人,她的直白坦诚让我觉得更真实,更让我觉得她不会那么做,至少她敢于把最真诚的想法说出来,这种求生欲望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不到那一刻我们谁都无法预测到我们如何面对突如而来的灾难,没看过死亡是无法体验到死亡对一个人来说的可怕,也许你信誓旦旦的可以告知众人,灾难来临时我先扛,也可以诚实说出我要活的欲望,但在真正来临那一刻,我们做出的第一反应才是我们最诚实的行动。
在抨击人性的时候,请仔细思考我们会怎么做,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去赞扬去歌颂,去抨击去谴责,这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自由。
男主角在开始时也曾选择带着女儿偷偷从大田站东广场逃离,到最后他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救幸存者,自私大叔中毒后只是想回釜山看一眼自己的母亲,还有打开阻挡丧尸车门的妹妹。人性里蕴含的多面性在最关键时会变得格外显著。我想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莫过于给我们带来的思考,人性深处的神秘力量到底会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什么样的抉择,生或死,存或亡。
灾难来临时,我们到底会怎么做?

刚刚看了<一九四二>,想在看豆瓣影评前纪录点我的想法。自然界的战争和人类的战争都是在求生存。自然的战争是饥荒,达尔文的<物种起源>的最后一句"from
war of nature, from famine and death…forms…are being
evolved”;人类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在竞天择:国民政府和日本人在中国争地盘和人心。

united we stand, divided we fall.

影片一开头就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斗争杀戮来告诉今天的我们,较之后来的日本文明,这些部落的文明是落后的,这是全片的基点,这不是一个关于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,也不是一个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,而是关于是亡种还是存命的抉择。
莫那在达奇斯在溪水边的说完二十年后就全是日本小孩以后,响起了全片最华彩的乐章,让我热泪盈眶
莫那在彩虹桥下与父亲的亡魂歌唱,是英雄的赞歌
已经日化的欧嫔在父亲救下时问:父亲,为什么要出草?则让我们沉思

图片来自网络

另外,神父是电影里面唯一没有从难区逃荒/迁徙/避难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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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日本人当时的政策再宽和一些,日本人的态度再温和一些,二十年后,一样会亡种,莫那是否还会选择出草?
那些曾经中国的大地上的诸多被我们汉文化同化的各个民族,他们的血脉延续下来了,他们的文化则被完全的忘却,他们的后人们如果还能记起他们的祖先,不知是感激还是怨恨他们当年的选择

祭仲,本名祭足,因其字仲,故史书多称祭仲,春秋郑庄公时的郑国大夫。

我想起了张艺谋的《活着》,我想起了今天的新疆

祭仲是春秋初期极富争议的人物,或者说,集各种“矛盾”于一身,特别是他的后半生。

他的仕途起点很低,不过是祭邑的“封人”,一个掌管边界事务的小官,最后却出息成可以废立国君的春秋第一个“权臣”。

他的政治生涯也泾渭分明成两个阶段,——前半段作为谋臣辅佐郑庄公成就“春秋三小霸之首”,后半段掌握权柄连续废立四位国君。

他还被丘明先生选中安排在《左传》大戏的第一章出场,虽然被着色不多,大多充演了配角甚至群众演员。

那时的当然主角是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寤生,他对内“克共叔段于鄢”巩固君位,对外攻伐无往不利,带领郑国达到鼎盛。在他的耀眼光芒下,祭仲在舞台上断续的身影,串联起的只能算一个兢兢业业的典型循吏形象:

前743年(鲁惠公二十六年),刚刚即位的庄公的母亲为小儿子共叔段请求京邑作为封地,祭仲以“城过百雉,国之害也”的“先王之制”劝阻,虽遭到庄公的拒绝,却为后世留下“滋蔓难图”、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两个成语;

前720年,祭仲两次奉庄公之命带兵进入周王朝境内,割取温地的麦子和成周的谷子,以此向即位后与郑国关系交恶的周桓王挑衅;

前718年,祭仲采取与原繁、泄驾带领三军进攻燕军正面、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领制地军队袭击燕军的战术,击败卫国和燕国的联军;

前713年,郑庄公联合齐国和鲁国率军讨伐宋国,宋国司马孔父嘉乘机带领宋国和卫国的兵马偷袭郑城,留在郑城监国的祭仲和太子忽亲率军士和百姓登城防守,保住了郑城的安全;

前707年,郑庄公与祭仲、高渠弥等人率兵反击周桓王率领的陈、蔡、虢、卫联军,大败周王朝军队,并射伤周桓王,祭仲因郑庄公“不敢凌天子”奉命连夜慰问周桓王的伤情……

但鲁桓公十一年(前701年)郑庄公去世后,郑国政坛画风大变,祭仲被推向前台。嗣后郑国的一大段历史像真的演成了舞台剧,冲突开始无处不在,情节变得一波三折。

确切地说,一生建树无数的郑庄公,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,死后同样留下“一地鸡毛”。

庄公有十一个儿子之多,除了太子忽,公子突与公子亹亦颇受庄公宠爱,特别是公子突才智过人不甘居人之下,因此公子忽作为太子的绝对权威,到郑庄公去世也一直没有树立起来。

当然,也与公子忽固执的性格有关。

公子忽的母亲邓曼是祭仲作为使者从邓国迎娶来的,所以公子忽与祭仲很有渊源。他英武能干,履立战功,齐僖公希望将女儿嫁给他,然而他不听祭仲“太子无大援将不立”的劝告,先后两次辞谢拒绝。

不止如此,公子忽做太子时憎恨大夫高渠弥而行于色,庄公最终却不顾公子忽的极力反对,提拔高渠弥为卿士,从而埋下后来高渠弥弑君的隐患。

凡此种种,祭仲似乎视而不见,浑不觉变故正悄悄来临。

公子突的母亲来自宋国的显赫家族雍氏,宋庄公得知祭仲拥立公子忽即位为郑昭公,派人引诱祭仲囚禁于宋国。威逼利诱之下,祭仲与宋国订立盟约,从宋国带公子突回国即位为郑厉公,昭公无奈流亡卫国。

国君换了两次,权力却更集中。祭仲的擅权引起郑厉公的不满,终于在四年后,忌惮祭仲的厉公决定出手一搏,暗中委派祭仲的女婿雍纠设法杀掉祭仲。

雍纠准备在都城的郊外宴请祭仲,并将这事告诉了妻子,即祭仲之女雍姬。雍姬忍不住问母亲:

“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近?”

“人尽夫也,父一而已,胡可比也?”在未嫁之前,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,但父亲却只有一个,怎么能够相比呢?

“人尽可夫”!又一个成语横空出世,只是后世的理解与雍姬母亲的原意相去千里。

诚实的雍姬于是向父亲表达了怀疑:

“雍纠怎么会不在自己家里而安排在郊外宴请您呢?”

祭仲心领神会,立即杀死雍纠,并把他的尸体曝晒在周氏的池塘边,以儆效尤。

还好郑厉公顾念情谊,冒险载回雍纠的尸体逃离郑国到边邑栎地,既婉惜又愤恨:

“谋及妇人,宜其死也!”

祭仲从卫国迎回郑昭公复位国君。

昭公侥幸复位,高渠弥的担心却日益加重,想到昭公可能因为旧怨杀害自己,他先下手为强,在鲁桓公十七年(前695年)十月陪同郑昭公外出打猎时,趁机在野外射杀了昭公。

这一次,祭仲没有按常规迎回郑厉公复位,或者说害怕厉公回归,马上改立昭公之弟公子亹为君,史称郑子亹。

但他没料到自己此次拥立的国君多么短命。

仅仅过去半年多,齐襄公在首止大会诸侯,祭仲敏感地意识到年少时与齐襄公结下怨仇的郑子亹凶多吉少,可能危及随行的自己,劝郑子亹不要赴约。

郑子亹执意而行,祭仲“称疾不行”。果然,齐襄公杀郑子亹,并车裂了随行的高渠弥。

事后有人评论:“祭仲由于有先见之明,所以才免祸。”祭仲并不讳言:“信也。”

祭仲逃过一劫,却拿强大的齐国没办法,只好又到陈国找来昭公的另一位弟弟公子婴立为国君。

至此,祭仲完成历史使命,虽继续执掌国柄但已无大为,默默等候十二年后寿终正寝,走完颇受争议的一生。

对于祭仲的争议,除了少数道学家盯住他的杀婿之举,更多地还是集中于他被宋国人要挟废立国君一事。

丘明先生叙事平铺直叙、立场客观,偏向于对祭仲比较谅解。太史公的评价是“祭仲要盟,郑久不昌”,认为这件事是郑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而《谷梁传》,则明确指责祭仲的作为是贪生怕死,直言“立恶而黜正,恶祭仲也”。

只有《公羊传》对此大加褒奖,认为“祭仲不从其言,则君必死,国必亡;从其言,则君可以生易死,国可以存易亡”,赞扬祭仲此举既让国家免受侵伐,又保全郑昭公性命,使其后来能回国复位。

其实,将祭仲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从政者,种种褒扬妄议便变得很容易理解。

前半生的循吏生涯,佐证了他的尽职尽责、勤勉为官。即使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,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“人”。他可以以“智”免陪郑子亹死,却无能以弱郑对抗强齐。同样,正如他可以因“自保”杀死女婿雍纠,谁能保证与宋国“要盟”时他没有贪生怕死的私心?

公羊先生坚称祭仲为“贤相”,言语之间不乏对祭仲“用权”的推崇:

“权者反于经,然后有善者也。”意即用权时往往需要与常规相对。

所以谈到郑昭公“为君之微”,公羊先生认为昭公之存亡,乃至于郑国之盛衰,“祭仲存则存矣,祭仲亡则亡矣”,将祭仲推到独撑郑国大厦的历史高度。

实际上,在历史的长河里,即使被公羊先生赋予社稷重任的祭仲,完全如沧海之一粟,才真的“存则存矣,亡则亡矣”(自然非前文公羊先生之意),存亡只在俯仰之间。试想,“天下诸侯,莫非郑党”的郑国,其于春秋初年称霸中原,或者其后内乱频仍、国力衰落,功过怎可能止于一身?即使“雄才”如庄公,“多智”如祭仲!

而因祭仲与宋“要盟”而立的郑厉公,在祭仲死后两年回归郑国复位之后,不仅勤周王有功,还为郑国赢得虎牢以东土地,带领郑国由此复兴,就更不是祭仲以一人之“智”所能预料到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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